
2026年8月,广州首映礼后台,朱一龙脸上毛细血管破裂留下的出血点还没完全消退。拍摄期间,他刚拍完《空枪》里最让人揪心的一场戏——被吊在闷热无排风的搭景宴会厅里,接受酷刑,多机位一条过。

朱一龙亮相《空枪》首映礼活动现场接受采访
导演韩延事后说,一开始的设计只是用烟烫一下,排练完他觉得“不太过瘾”,让编剧给了20多个选择,挑出三个,升级成了观众看到的版本。
一个月前,这个武汉演员连一句完整粤语都说不利索。
韩延只给了他一个月准备周期。原本计划半年的粤语学习被压缩到极限,朱一龙每天跟专业老师练到凌晨四点,把每句台词短时间内刻进脑子里,“不让思考影响反应”。他甚至在拍完后用AI粤语播报来保持语言环境,因为“平时没人跟我讲,只能跟AI讲了”。
而在四年前,同一对搭档拿出的作品是《人生大事》——一部讲述殡葬行业市井小人物、温情治愈的现实题材电影,最终票房17.12亿元,朱一龙演的是一个叫莫三妹的正向底层服务者。
从殡葬师到悍匪,从温情到犯罪,从生活流到疯癫——韩延和朱一龙在《空枪》里完成的,不是一次简单的“续作”,而是两个人合作至今类型跨度最大、创作上最彻底的一次自我颠覆。
韩延的转向,从“怎么活”到“怎么死”如果把韩延的作品序列拉出来看,这条线其实很清晰。从“生命三部曲”(《滚蛋吧!肿瘤君》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),到监制的《人生大事》,他的镜头一直对准的是小人物如何面对疾病、死亡、困境——或者说,怎么活下去。

韩延过往多部温情现实主义电影海报合集
《空枪》把这个命题翻转了。
有媒体在2026年8月20日的报道中指出:之前的创作始终聚焦小人物“如何活”的温情叙事,这次镜头对准的是“如何死”——一个底层青年被欲望裹挟走向毁灭的完整轨迹。他收起了一贯的温情笔触,用冷峻的犯罪类型框架去讲一个关于赌性、侥幸和命运的故事。
这个转变不只是题材上的。
从叙事方式看,《人生大事》走的是市井生活流,烟火气、慢节奏,情感靠日常细节堆叠;《空枪》则采用了港产警匪片的双雄模式,160分钟容量呈现角色从底层到悍匪的堕落线,融合多起真实案件原型的杂糅叙事,视听语言高度复刻90年代港片质感——老式CRT显示器、3.5英寸软盘、竹制脚手架,《开心的马骝》《饿狼传说》《半斤八两》这些时代金曲穿插其中。
更关键的是,这是韩延首次执导犯罪类型片。一个一直拍温情现实主义的导演,突然把镜头对准悍匪、罪恶、死亡,全片采用粤语拍摄,复刻90年代港产警匪片的叙事逻辑。对任何导演来说,这都不是一次稳妥的选择。
朱一龙的表演,从“被绊住的人”到“疯癫的赌徒”如果说韩延的突破在导演类型上,那朱一龙的突破则在表演维度上。
《人生大事》里,他演的莫三妹是混不吝的殡葬师,带有善意底色,整体偏向正向的市井普通人形象。《空枪》里,他演的万梓强是一个走向犯罪道路的底层边缘人物,带有赌徒心态与狠辣特质。
这不是一个常规的“反派”。万梓强的核心心理驱动力来自一个荒诞的认知:他连开五枪都是空响,从此认定自己被上天眷顾,踏上“赌命”之路。

《空枪》片中两名角色近距离对峙的戏份画面
这种角色设定,让朱一龙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表演方式——不是《消失的她》里何非那种被欲望吞噬的阴鸷,也不是《河边的错误》里马哲那种被执念压垮的迷茫,而是一种外放、癫狂、带有赌性的表演状态。
他为角色设计了一系列标志性动作。抽鼻子,强化疯狂、不理性的状态;吐掉香烟过滤嘴,突出玩世不恭;用手比耶,展现狂妄自大。在路演中,朱一龙明确表示,这些动作是为角色量身设计的,表演风格相较于《人生大事》时期彻底转向外放、带“疯癫”张力。
片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——万梓强头破血流、身捆炸药,在众人面前起舞——被许多人拿来与华金·菲尼克斯在《小丑》中的楼梯舞相提并论。
拍摄那场酷刑对峙戏时,朱一龙被吊在搭景的宴会厅里,没有排风,闷热异常,为保证表演质感坚持多机位一条过,拍完后面部毛细血管全部破裂形成出血点,第二天带妆复工。
合作模式的升级,从“引导落地”到“共创突破”如果说前两部作品展现了两人各自的专业能力,那《空枪》真正让人看到的是他们合作模式的迭代。
在2026年8月19日广州首映中,朱一龙明确表示,本次配合相较于《人生大事》更加默契,韩延不再仅引导角色落地,而是鼓励演员进行表演创新。韩延则提到,朱一龙性格“越有难度越愿意挑战”,所以给了他全粤语、反派出演的高难度要求,而非复刻前作的市井温情角色。

《空枪》多名主创一同亮相首映礼活动现场
这种“共创”在具体戏份上体现得更明显。
在广州首映和杭州路演的交流中,韩延透露,针对核心冲突戏份,他和朱一龙多次共同讨论修改,并将原本设计的“烟烫”戏份升级为更具冲击力的酷刑桥段;同时,杭州路演时他也提到,支持保留排练阶段的即兴表演——比如扔手表、请警察吃菠萝油等细节,都是现场即兴创作,没有按原剧本执行。
从《人生大事》的温情搭档,到《空枪》里一个敢写、一个敢演的合作关系,两人之间的信任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朱一龙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,大概可以当作这次合作的注脚:“学习时间很短,我很怕新学语言之后会影响表演的松弛度、自由度,所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每句台词在很短的时间刻在脑子里面,不要让自己有时候去想的瞬间和反应。”
一个演员用一个月时间把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“刻进脑子里”,只为在表演时不被语言拖累。一个导演把温情笔触全部收起,第一次拍犯罪片就敢让演员用粤语、演反派、实拍酷刑戏。
这大概就是《空枪》给两人带来的最大突破:不是谁变了,而是两个人都把自己逼到了舒适区的边缘,然后在那个边缘上,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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